知名爆料人周筱赟

红监会委员王永

　　本报记者袁名清北京报道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下简称红会)的公信力危机未除，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以下简称红监会)的公信力也遭遇危机。网友周筱赟对其连日来的质疑，终在5月13日获红监会委员王永回应。鉴于近日红监会统一发布消息的表示，王永的“解释”恐亦难以代表红监会的整体意见。

　　打“口水战”并不能解决问题，公众期待二者能拿出具体行动，以正“清白”。

　　红监会由红会养着？

　　规定由红会提供经费但现由红监会一位委员捐赠

　　王永：根据《章程》规定，中国红十字会应当为红监会开展监督活动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经费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开。因为有人担心我们用钱之后不能公正地监督，目前，个别委员通过红十字会向红监会捐赠了部分工作经费，直到现在红监会的工作经费支出不大。红监会的绝大部分委员本身都有稳定的收入，在北京开展调查活动时都自己开车前往，打电话也是用自己的手机，并不需要其他什么经费。我也进行了一些调查，除了去红会开展监督工作时吃过红会的盒饭之外，并没有花过红会一分钱。

　　目前红监会实际的调查经费只花了几千元，主要是张勇委员前往成都调查成都市红会募捐箱长毛事件时的机票和住宿费用。不能将红十字会承担红监会的工作经费混淆为“红十字会养着红监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委员均是志愿服务，不从红会领取任何报酬。

　　周筱赟：(个别委员的)这一捐款打到哪里是个问题。如果捐款打到私人账户，以募捐名义却用私人账户接收捐款，这就属于小金库，涉嫌非法集资；如果捐款是打到王永所在公司的账户，则王永公司事实上控制了红监会；如果捐款是打到红会账户，则拿经费需要红会批准，赵白鸽签字，红会的财务、出纳盖章才能支取经费，那么，红监会还是靠红会养着。

　　经费来自红会，监督独立性能保证吗？

　　红会给红监会经费合理，为后者聘请秘书有利沟通

　　周筱赟：有专家说，红会与红监会的关系，红监会不是独立第三方，它不是独立法人，红监会是红会的另设机构，我表示赞同。

　　红监会微博发布的信息都是为红会辟谣、澄清、解释等，从来没有对红会进行实际意义上的监督。如汶川地震后百余名艺术家所捐的八千多万，这些艺术家一直在质疑，而红会与红监会没采取太有力的措施平复质疑；媒体调查后，红会才召开发布会，证实这笔钱被挪用到博爱家园项目。

　　又比如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红监会4月22日发布微博说要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但当天中午，红监会又发布微博，说郭美美事件调查只是三个委员的动议，还没有投票，没有经过半数以上委员同意，第二天，红会秘书长

　　在微博说明红会没有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我觉得这很令人费解。

　　王永：红会承担红监会的活动经费是完全合理的，这并不影响红监会独立、客观地履行监督职责。

　　按照红监会的工作流程，接到网友的有效举报后，我们可以展开调查，而调查的结果会有两种情况：属实的要批评甚至谴责，不属实的要予以澄清。由于调查的结果显示，谣言占的比例确实比较多，所以容易给网友留下“辟谣”的印象。

　　后来红监会也注意到网友的这种误解，就和红会进行沟通，以后凡是涉及质疑的事项，均应由红会的官方微博出面回应，红监会的官方微博不再发布这方面的内容。

　　周筱赟：红监会有一个常设机构叫秘书处，秘书处就设在红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就是红会的工作人员。红监会从经费、场地、工作人员都是红会的，那还怎么独立监督？所以它就是红会内设机构，相当于红会的公关。

　　王永：根据《中国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章程》规定，社会监督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社会监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秘书处实行秘书长负责制，秘书长由社会监督委员会任免。红十字会为红监会秘书处聘请专职秘书，办公场地由红会提供。同时，红十字会还指定专门的部门和人员负责和红监会的沟通联系。这种安排有利于红监会秘书处与红会的日常沟通和工作衔接，并无影响监督工作的独立性。

　　王永的公司不是NGO？

　　是在香港注册的社团NGO，目前合法

　　周筱赟：王永当了红监会发言人之后，我就留意，在香港注册，在大陆成立一家公司的“社团”敛财的情况非常多，王永的中国产业联盟根本不是一家社团，是北京市工商局注册的一家商业公司，我从王永公司内线获得了这份文件。

　　红会和它合作“中国品牌节”，中国品牌节是一个商业活动，最便宜席位是3800元，最贵88000元，如果王永的公司是社团，那在民政部就必须登记，但民政部没有这个社团。他的公司不属于NGO，是打着公益旗号的商业组织。

　　王永：品牌中国产业联盟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注册的社团。品牌联盟(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是其独家授权执行机构，类似的做法非常普遍，在法律上并无不妥。

　　为什么要去香港注册？因为希望我们能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而在国内，没有挂靠，是不能注册带有“中国”字样的机构，这一点我们和民政部门沟通过多次。

　　目前对于民间组织的管理主要有三部条例，在这三部条例中，只有一部明确规定将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的代表机构也纳入管理范围，其他的两部条例则未明确提出对境外社团组织的管理办法。

　　我们不是国家机构，没有拨款，活动所需的场地、食宿、舞美、嘉宾、宣传、物料等都需要支付费用。关于活动的收费问题，达沃斯论坛、博鳌亚洲论坛，没有一个是不收费的，论坛收费并无不妥。

　　红监会由王永一人控制？

　　委员各自独立，任何人无法控制红监会

　　周筱赟：王永是红监会发言人和微博管理者，从郭美美事件上可以看出，王永在大多数委员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就用红监会的官方微博，发了重启郭美美事件调查的消息，这就绑架了其他委员。另外，我从内线得到的消息，他以红监会微博发布的许多消息，一些委员都不知道，没有跟其他委员商量。

　　红会社会监督委员会实际控制人王永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之间涉嫌商业利益交换关系。

　　王永：按照红监会章程，社会监督委员会由医疗卫生、财务会计、法律、传媒、品牌管理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捐赠人及其他社会人士等各界代表15至25人组成。

　　对于重要事项，需要由红监会委员会议作出表决。委员会议的召开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委员出席，做出的决议须经出席会议二分之一以上的委员表决通过方为有效。我只是16位委员之一，16位委员每个人都是非常独立的，任何人都控制不了红监会。我当然也没有能力控制红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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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永：与赵白鸽没有利益往来

　　本报讯5月13日晚，红监会委员王永发表博文表示，红会是“中国品牌节”相关活动的支持单位和主办单位，但其与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往来。

　　“当时没有收取红会一分钱，红会也没有收取主办方和支持单位的管理费，”王永说，“有关文件和资料2007年就已经在品牌中国的官方网站上发布。”

　　王永说，2007年首届品牌节的电视晚会上，一些参与了“品牌中国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爱心企业主动向红会捐赠了一些实物和现金，所有善款和实物已经全部由企业直接捐赠给了红会。

　　而面对为何将品牌女性的奖颁给赵白鸽，王永解释称，赵白鸽在红会的改革姿态，符合“品牌女性”的标准。他同时声称，向评委会做了推荐，自己只是评委之一，并不能左右最终结果。“我们在评选的全过程都和红会没有任何利益往来。” 记者袁名清

　　周筱赟：还将发布红监会“爆料”

　　5月13日，红监会将会通过官微对爆料人涉及红监会的相关内容予以说明。但直到13日晚10点，官微尚未公布相关信息。

　　不过，13日下午6点多，周筱赟新浪微博所发的3条关于质疑红监会的微博显示被删除。对此，周筱赟发微博称，并非他自己所删，而是被系统管理员加密了。

　　“我的所有爆料都有书证和物证。”他说，有些材料是通过红会内线和王永公司的内线获得，并且很多都可以溯源验证，“希望红监会能尽快回应我的质疑。”

　　对王永的回应，他并不满意，认为有些避重就轻。“我从红会的内线那里得知，成立红监会是红会秘书长王汝鹏提出的。”周筱赟说，“从红监会章程来看，它不可能做独立第三方监督，是个内部监督体系。”根据周筱赟13日上午发布的微博，他还将发布红监会爆料的“下篇”。综合《京华时报》、本报记者袁名清报道